儒家经书因用两种不同字体书写居然就能够产生两大派别，而且一斗就是两千年，真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且更令孔夫子匪夷所思！但这又确确实实地发生过了。这就是发生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两千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漫长的超级马拉松式的较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向的儿子，也就是那位想通过改名当皇帝的奇葩刘歆在校勘天禄阁藏书时发现了古文书写的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曾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传、谷梁传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公布了尚书逸礼等古文书的发现，攻击今文学派“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于是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此书一出，舆论大哗，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攻击今文学派无异于砸人家饭碗动人家奶酪。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一致反对，最终落得个铩羽而归。但从此，有了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许多我们熟知的大家分属于今文经派或古文经派。比如司马迁属于今文经派，而班固属于古文经派。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

今古文经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东汉末年郑玄注释经文兼采今古经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风云再起，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

比如，今文经学者董仲舒、司马迁等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学者班固则将次序排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对孔子的评价不同今文学尊孔子为给后世制法的“素王”;古文学则认为孔子是“先师”;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科;今文经学家认为伏胜们记忆力足够好，汉代五经均为全本;古文家则抓住先天不足的硬伤，认为五经是秦火残余，其传述多不可靠。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今古文学经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